发展有一个先后次序，也和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我们的经济国力水平有关系，所以我们不可能齐步走、一刀切。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小康就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就是当年小平同志强调的，我们过去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现在看起来，发展快了问题会更多更复杂。所以说，十八大要求我们在未来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间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他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以上部分是以前党代会报告当中所没有的，为十八大首创。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方向——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角度为民生。
在社会建设方面更加强调以民生为重点。进行社会建设看起来好像关注的是老百姓的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养、住有所居，但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从这一点来说，在社会建设方面，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让老百姓对未来生活更加幸福有了足够的期待。这些都显示出大政方针上有了新的部署。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具体举措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
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城市社会管理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管理对象扩大，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难承载。
目前，我国除了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职工等体制内的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体制外人员的各类关系，如低保、医疗、养老、就业，以及计划生育、权益表达、看病就医、养老金领取、党组织活动、生活服务、老龄护理等，都进入社会管理系统，尤其是进入了社区管理范畴。因这些人的各类关系不直接归政府体制内管辖，因而被称为“社会人”。随着城市“社会人”急剧增多，城市社会管理对象总量迅速扩大，原有的城市社会管理功能难以承载和适应。
第二，社会管理难题增多，过去的社会管理手段难奏效。
从1993年以来，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一直居高难下，总量年均同比增长25%，其中5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上升近80%。尤其是2006年以来，仅百人以上群体性上访事件全国平均每年就达800多起近20万人次。这些群体性事件，涵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产买卖、国企改制、企业破产、水库移民、环境污染、劳资关系、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民族纠纷、宗教纠纷、涉法涉诉、损害赔偿、食品药品安全、利益分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以及入学、就业、看病、社保、治安等各个方面的矛盾纠纷。其中每一个矛盾纠纷的背后都涉及到一系列经济政治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制度问题。对于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继续沿用过去的社会管理手段已难以奏效，这是目前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第三，公众社会诉求升级，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难实施。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社会诉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对社会管理的要求已不再仅仅停留于社会治安、应急处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规范秩序、风险控制、强化监督、遵纪守法等社会稳定层面，而是广泛涉及扩大参与、完善服务、改善民生、保障权益、净化环境、食品安全、公平正义、诉讼顺畅、政府勤政、干部廉洁等促进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和谐为目的社会管理。面对公众新的社会管理需求，沿用过去传统的控制、强制等方式已难以实施。
总之，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