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处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政府应当监测民众心态，及时掌握社会心态的波动规律，作为宏观决策的依据。并且建立科学有效的监测预警系统。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套基于公众心态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比如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自1947年以来开始监测民众心态。在大量收集数据的基础上，该机构能够预测国际动荡和风险事件的发生，成为政局和国际问题的“预警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二平认为，这种调查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四种功能：预警。通过了解公众心态监测社会形势变化，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议。通过了解公众社会态度及反映的社会问题，为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建设和技术支持；疏导。公众的一些不满意情绪，只要能以恰当的方式宣泄就可以得到平息。公众社会态度调查本身就是一种关注和倾听，可以成为宣泄不满情绪的恰当渠道；监督。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可以补充官方正式沟通信息的不足，监督基层官员的行为。
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市）建立了自己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还有一些科研机构也经常做一些社会心态调查。通过这类机构，及时对社会舆情进行汇集和分析，准确把握社会心态，是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前提。
7．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必然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姿态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显然难以达到。
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8．近年来发生的“周老虎”事件、曹操墓之争、三鹿“毒奶粉”事件、肯德基“秒杀门”、蒙牛“诽谤门”、唐骏“学历门”、张悟本及李一事件等多领域告假丑闻频出。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在征信成本太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2010年，中科院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今年年初，《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5个大中城市的民意调查数据也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
在经济生活中不诚信现象最为突出，无论在产品信用、商业信用、被是金融信用上，皆有种种恶劣的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诚信缺失，既表现在领导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也体现在党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思想、作风上。具体体现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政府行为上，一些党政机关还存在随意性、缺乏程序规范和严格的法治意识，以至发生诸多失信于民的现象。政治生活领域信用缺失另一个更为明显的表现是工作中耍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浮夸虚报搞欺骗和弄虚作假。诸如“政绩工程”、“升迁工程”和类似“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屡见不鲜。值得指出的是，政治生活领域的这种不诚信现象常常与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如影随形。除此之外，不诚信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都有相应的表现：特别是在职业生活领域，敬业精神与诚实劳动在相当部分人中失去以往的崇高价值；在个人生活领域，许多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急功近利，言而无信，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假机构、假警察、假工商等假公务人员，甚至假新闻、假婚姻、假文凭、假考、假招聘、假唱等等，这些不诚信社会现象的泛滥，使得社会信用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考验。
不诚信带给人民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接连发生的失信案例，民众一次次感觉通往诚信的大门越来越遥远，“诚信无用论”、“讲信用吃亏”等消极的社会心态有所抬头。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诚实守信呢？毋庸置疑，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和法制体系的完善，各种不诚信的行为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