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达峰委员：以政府自身建设促进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多设路标，少设路障”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能否完成相关领域的改革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简政放权正是激发市场、社会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改革举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分析。
我国经济转型到了重要节点。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等正在衰减。“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对顺利实现增长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迟福林说。
社会转型也到了临界点。“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到2020年初步形成橄榄型社会新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迟福林认为。
“国家治理转型也到了关键点。”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中，政府应当好改革的先行者，以改进自身的职业精神、权责关系和利益格局，保障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等目标的实现。
“多设路标，少设路障”，一年间中央层面取消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权，取消范围广、“含金量”较高，使企业投资自主权极大地提高。截至去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15.5％和9.3％。
打破利益藩篱，政府要放权，还要分权、限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越往后难度越大。迟福林委员分析，改革难点在于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在于突破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关键是政府要放权，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环境。”
政府职能转变下一步从哪里破题？
迟福林说，目前亟须系统梳理政府审批事项，制定“负面清单”，实现市场主体“非禁即准”运行机制，实现行政体制改革质的突破。
迟福林认为，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走向负面清单管理是大势所趋。“应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给企业创造明确的市场预期。中央政府要带头尽快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最终把负面清单管理纳入行政许可法，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迟福林委员说，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需要有效的政府监管和法制基础，还需要发挥行业规范和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形成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合力。建议尽快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政会分开”、去行政化，支持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在自愿基础上联合建立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业管理职能。
“放权”之外还要“分权”和“限权”，迟福林介绍，所谓“分权”，主要是优化权力结构，既要形成部门间合理的分权关系，又要形成中央地方合理的分权关系。所谓“限权”，重在限制不规范的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有形之手”不越位不缺位，政府“瘦身”更要“健身”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诚信建设能否跟上？下放审批权，过剩产能会不会反弹？协调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考验政府的智慧。
迟福林表示：“有效的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职能不可持续。”他说，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放”和“管”两个轮子都要圆，这样车子才跑得稳、跑得快。
迟福林建议，建立公平竞争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把地方政府由市场竞争主体转向公共服务主体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政府在“瘦身”后，更要“健身”。蔡达峰委员建议，放权不等于“放手不管”，以政府自身建设促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努力走出一条以阳光政府带动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路子。其中，廉洁高效意味着反腐将从治标走向治本，从偏重事前、事后管理向事中构建权力运行监督机制转变。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形之手”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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