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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重庆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农民工从一辆印有“室内粉刷”LO G O的工作车下来后，上了公交车。也许是才结束工作的原因，他的衣服上沾有尘土和涂料，他侧身坐下，旁边的老太看到后，先是将身体向车窗倾斜，然后对农民工说：“你身上这么脏，就不应该坐公交车，应该自己走路回家。”这时，一位小学生大声说：“如果没有农民工，就不会有我们城市里的一切，你这么瞧不起他们，他们以后不来建设城市了怎么办？”
这件事引起了微博上的热议，大多数人对老太持批评态度。不过这些批评都偏于情感，多是农民工虽然衣服脏，但心灵却比老太更美之类的小清新言辞，少于从权利、公共行为的角度去解读。
“公共”二字包含权利也包含义务，在空旷的广场上，全身污泥都是一个人的权利，但公交车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共场所，它是一个拥挤的、为很多人服务的场所。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下，人就必然负上一些义务。在公交车上，脏衣服具备一定的外部性，会让其他人产生损失———新买的西装蹭上了油漆、涂料，都会产生损失。而在座位上留下的污迹、油漆、涂料，和放任小孩子穿鞋踩在座位上，或在车厢大小便，都是一种损害其他乘客利益的、不合适的公共行为，是没有公德心的表现。
所以，穿上干净外套，或在衣服很脏的情况下不坐座位，甚至不挤公交车、地铁，这和不在地铁上吃早餐一样，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公共行为。这就如人们在车上会避开脏衣服的人，这无关身份和职业，而只和脏的内容和程度有关。
有趣的是，在没有农民工、城市建设者这类道德光环之后，不管是政府还是群众，对妨碍他人的公共行为却显得比较苛刻，禁止在地铁上吃早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么，为什么舆论对于大饼的气味穷追猛打，但对更为严重的油漆和涂料却视而不见呢？
城市建设者、劳动者、弱势群体，这些称号给出道德崇高的暗示，但实际上，正如古语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弱势者并不天然高尚。即便考虑到现在中国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并不太低，但考虑到更低的教育水平，贫贱者更高尚的假设也不成立。但是，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并反映在不断发生的热点事件上。从微博中的相关评论来看，被这种假设所影响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首先寻求的不是事实，而是他们情感希望的事实，换言之，不是去看事情中涉及的当事人的权利和损益，而是直接用情感去声援表面上看来的弱势者。所以，大饼的气味反而比油漆和涂料更刺激人。这种越过理性和逻辑，直接用感情去把握世界，虽然是群体观念的普遍性因素，但在中国，却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其实，在这一事件中，农民工、城市老太、小学生，三者构成的场景可谓绝妙的暗喻。城市老太代表的是经过城乡分裂的现实利益格局，而小学生受到的是较为纯粹的还未受现实冲击的价值观灌输，他们对农民工脏衣服的不同反应正好反映了农民工这个现实形象的实际地位和道德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农民工的弱势或者更高的道德地位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弱势，相反，一个泥水匠一天的工资，也许高过那辆公交车上的很多人。农民工更高尚的光辉道德形象真正的来源是历史中计划经济下，国家高积累的同时对个体低工资、低福利的一种政治性补偿。这种补偿是虚妄的，农民工的工作并不是像小学生所说的那样，是对城市的恩赐，城市对农民工亦然，都只是按市场规律行事。同时，这种补偿也是昂贵的，过高的道德地位会成为枷锁，损害一个群体的实际权利，并进而损害他们的利益。这种暗藏在潜意识洗脑中的观点，随着历史沿袭下来，至今仍影响着社会观念：要求医生救死扶伤、冒生命危险为H IV病人做手术，或者为抢救病人自掏腰包；阳光下最光辉的教师职业也被要求把学生的生命置于自己之上，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的批评；而同样是高学历、高技能的律师职业，由于其出现得晚，没在社会主义职业政治补偿性称谓体系中出现，社会对于律师按小时收费，一小时100元，甚至更高都能接受。但换做老师和医生，那早就背上骂名，为千夫所指。可见，政治性的光辉称谓代价其实非常之大。
所以，舆论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油漆和涂料给予比大饼气味更大的容忍，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农民工的道德地位，但实际上，这些道德地位不是加强了他们的权益，而是损害了他们的权益。农民工所需要的也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高的道德高度，而是回归到所有公民同样的权利。说到底，真正能为他们讨薪的正是这些权利，而不是那些看得见却摸不着的道德光环。也许当道德光环被取下之时，才是标示着他们真正获得了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