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下不良的社会心态在舆论上的主要表现是预设立场、不问是非、放纵情绪，全称判断泛滥。全称判断是指断定一类事物的全部都具有或不都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断。在社会问题上，指的是将同一个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个成员，而无视成员间的个体差异。比如所谓“农民皆短见”、“工人都团结”、“富人全黑心”、“官员必腐败”等等。在日常生活中，全称判断能帮助我们简化世界，减轻认知、理解和叙述的负担；但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严肃负责的研究者、观察者、评论者和报道者来说，应当以批判警醒的姿态反省自己的公共言论，是否有滥用全称判断、放纵不良情绪之嫌。
改革开放后开放包容的思想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但思维固有的惯性顽固地沉淀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滥用“全称判断”，放纵刻板偏见的现象，在虚拟网络上最典型。
以药家鑫案为例。一审判决后，受害者家庭放弃民事赔偿，而“我们想对药家鑫父母说：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的表态，被认为是回敬狂傲富人的一记“响亮耳光”，而受到网友喝彩。西安音乐学院原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张妙后又连刺8刀致对方死亡，后自首交代作案动机是因担心张妙记住其车牌号，“农村人难缠”，“以后可能会没完没了地找我父母要钱”，为逃避法律责任而实施的杀人灭口。而受害者家人试图以放弃赔偿来证明“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其实，农村人难缠与否，既不是药家鑫一人所能定义，也不是受害者一家能充分证明。这种“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带着意气之争的话，听起来解气，仔细推敲却很天真。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社会原因是根本。因弱势而呈现出一些性格弱点不仅不应成为社会歧视的理由，而应该是整个社会反思的逻辑起点。其实，从报道中我们早就了解到受害者家庭的艰难，如果没有民间资助的支撑，想必受害者家庭很难做出放弃赔偿的选择。药家鑫案受害者激起了众多网友的同情心，无数人为之奔走呼号，不分城乡贫富，这无疑是化解弥合贫富阶层裂痕的元素，是城乡放下傲慢与偏见的尝试，但受害者家庭在放弃赔偿的理由上，不知不觉中与药家鑫运用了同一个“全称判断”的逻辑，把个体当成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代表。受害者家庭成员在无限悲情下产生这样想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悲的是，张家这一表态竟引来众多网友叫好，所折射出的危险社会心态实在令人担忧。
2．总有一种感动让人怦然心动，总有一种情感“秒杀”无坚不摧。在苏州木渎镇，一位少女在暴雨中为残疾乞丐撑起一把雨伞；在赣州南门文化广场，一位交警俯身背起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在安徽亳州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艰难地给瘫痪在床的儿子喂粥……当这些令人动容的瞬间被定格，在微博和论坛上被数以十万次的转发的时候，一种温暖的力量，正推动着我们迎来洒满阳光的秋天。
这些瞬间也恰如一部正在书写的爱心之书的封面。近期，一大批平凡的“温暖人物”，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爱心谱系”。“最美妈妈”吴菊萍勇救高空下坠的女童导致手臂骨折，“最美奶奶”柴小女奋力救起落水孩子不幸牺牲，“送水哥”3年坚持给农民工免费送水，“板凳妈妈”许月华37年带大138个孤儿……
尤其让人感叹的是，这些温暖你我的“小人物”们，大多在网上率先走红，受到无数网友的追捧、赞美。“请坐，大叔！”广州地铁车厢内，一位农民工因怕弄脏座位而蹲在一旁的图片，引起人们热议。众多网友对普通劳动者的善意和力挺，更让人看到了一种久违的价值观的回归。这足以让我们略感欣慰：谁说真善美在今天是稀缺品？谁说真善美在今天没有“市场”？
“草根爱心”静水深流，滋润大地，必能释放巨大能量。但不容否认，我们的社会今天还在遭遇“道德沙尘暴”。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侵蚀、观念的多元与错位、社会的发展与阵痛，使得道德的挺立与生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生态。在社会道德领域，我们并不缺少各种“最美”，但也不得不面对那些“最窘”——在一些地方，施以援手、见义勇为者不再被感激和颂扬，反而被讹、被告、被索赔，彷徨于无地。“彭宇案”、“李凯强案”曾让不少人“很受伤”，也让人困惑：法律能否也给善良一个公平的交代？当我们为那些“可以不伟大、但不可以没有责任心”的平凡好人而喝彩的时候，也许更应思考：我们的社会——从围观者到媒体，从有关部门到法律制度，能不能及时挺身而出，给在打压中下坠的道德力量一个向上的托举？
普通人的道德勇气不仅来自于个体的自觉，更需要社会的呵护和激励。就像自然生态被破坏，最终会惩罚人类自身一样，“道德生态”一旦被破坏，同样贻害无穷。如果好人流汗流血又流泪，病态的价值观就会由此“立论”，人心的“冷漠症”就会传染开来。最典型的事例是：在几起救人者被告的无奈之后，近年来，多次发生了老人跌倒无人帮助最终死亡的悲剧。
培根说过：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今天的道德勇气和道德践行，更呼唤道德生态的涵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重新确立价值坐标，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度推进“精神的成长”，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
3．自今年5月1日醉驾入刑之后，多名醉驾者被判处几个月不等的拘役刑罚。中国著名音乐人，导演，制作人，词曲创作者高晓松醉驾被公安机关查处后，社会上关于“醉驾者并非一律入刑”的讨论日益热烈。更多民众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高晓松醉驾案的审判结果。今年5月17日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内外异常“热闹”。法院内受理刑事案件的可容纳百人的第二法庭被几十架“长枪短炮”和近百名媒体人士挤得略显狭小，就连法院门口也被因事先没有向法院登记而未能进入法庭现场的媒体记者以及围观民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高晓松醉驾案为何引起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起事件体现出了目前中国民众的很多典型社会心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群体性怨恨”，以及对政府特别是司法判决极端的不信任，甚至是毫无根由的怀疑。实际上，当法院对高晓松案作出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的判决结果后，社会公众的怨恨、不信任心理也就自然消失了。
4．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当今中国社会，各种声音中有“浮出水面的声音”，也有“沉没的声音”。在“浮出水面的声音”中，既有拥有话语权或各种资源优势的强势群体发出的声音，也有弱势群体借助网络关注、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而发出的声音，后一种声音尽管未必十分强劲，但既然已经浮出了水面，多少能够产生一些社会影响，或者引起政府的重视，从而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相较之下，“沉没的声音”主要出自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之口，鉴于它们总是被淹没、被忽视、被边缘化，因此更需要社会的倍加关注，需要政府以高度的诚意认真倾听。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成为“沉没的声音”，首先与这些群体的表达渠道不畅，有时甚至受到严重阻碍有关。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表达诉求，包括具体的维权诉求，一般是直接向基层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寻求帮助，或者向上级部门投诉举报、信访上访，这些大多是传统的表达渠道。然而在现实中，往往越是经由传统渠道的表达，越容易出现严重的阻隔，越容易受到公权机关的“习惯性压制”。其次，也与这些群体在表达能力上的相对弱势有关。
只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特别要提高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表达能力，畅通他们表达的渠道，让他们的“沉没的声音”浮出水面，成为真正有力量、有尊严的自由言说，才能构建培育理性平和、成熟开放的社会心态。
5．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处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政府应当监测民众心态，及时掌握社会心态的波动规律，作为宏观决策的依据。并且建立科学有效的监测预警系统。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套基于公众心态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比如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自1947年以来开始监测民众心态。在大量收集数据的基础上，该机构能够预测国际动荡和风险事件的发生，成为政局和国际问题的“预警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二平认为，这种调查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四种功能：预警。通过了解公众心态监测社会形势变化，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议。通过了解公众社会态度及反映的社会问题，为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建设和技术支持；疏导。公众的一些不满意情绪，只要能以恰当的方式宣泄就可以得到平息。公众社会态度调查本身就是一种关注和倾听，可以成为宣泄不满情绪的恰当渠道；监督。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可以补充官方正式沟通信息的不足，监督基层官员的行为。
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市）建立了自己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还有一些科研机构也经常做一些社会心态调查。通过这类机构，及时对社会舆情进行汇集和分析，准确把握社会心态，是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前提。
